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座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推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的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继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继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的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暗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已少，一个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龙门石窟唐代雕刻，占其多数。它的优点在于基本上保持了唐代原作的原貌，而敦煌的作品有很多是经后代艺人整修过的。这一时期的雕像普遍宏伟庞大，体型饱满。以盛唐时完成的奉先寺为代表，中央大佛（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与之并列的另外8尊雕像也都在10米以上。大佛有明确年代题记（672年），据传说大佛的面部是参照了武氏则天的形象雕凿的，这种传说并非完全不可能，在佛像台座上的题记中记录着：“……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有许多石窟的中、晚唐作品明显不如其前代，有许多减色，尺度、体量、气魄都出现退化的迹象。
陕西境内的唐代石窟，有太原附近的天灵山石窟，可惜的是在旧社会是已被盗劫，几近掠空，现都被收藏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从现在仅存在14窟当中的一件跌坐菩萨残体来看，中国古代雕塑家以精确的掌握了人体比例以及结构，衣褶、饰物的写实雕凿能力也十分高超。
山东一带在当时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所以其石窟开凿规律有限。以济南附近的一些小型窟龛群为主，如千佛山、佛回山等处。千佛崖有贞观18年（644年）题记，但整体上损毁比较严重，从仅存一些雕像残体上，依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富丽、细致、优美的风格。
四川的广元、巴中、通江以及川南的邛崃、乐山、夹江等地散落着许多摩崖石刻。四川自秦汉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佛教在此地特别兴盛，全省有大小摩崖石刻群二十余处。据考证，广元千佛崖的最早开凿年代在唐开元年间，其尺寸虽然不大，但都雕刻与陡峭山崖之上，形式复杂，人物众多，有大大小小造像近两万躯。从雕塑风格上看，这些作品是研究唐代雕塑艺术脉络变化的很好资料。最为世人瞩目的要数乐山大佛摩崖雕像，它比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高53米，现已被毁）还高出18米。于公元713年始雕，到803年完工，用了九十年的时间。乐山大佛是借用整个山体开凿的，脚下就是奔腾的三江汇合激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如此巨大的雕像，比例合度，逞坐势，身着袈裟，面部表情安详、沉稳。大足石刻不仅以南宋雕像群驰名于世，其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的石刻也比较有代表性。大足石刻的部分雕像由晚唐、五代、宋代交错于一处，比较难以分辨。其中有明确题记的唐末乾宁三年（896年）的龛像最为精美，除三、四百个佛经故事人物、亭台楼阁、山树花丛、伎乐飞天以外，还有几十个世俗的供养人。
唐代末年，政权分裂。907年，黄巢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被其叛军将领朱温所窃，在河南开封建立起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接着而来的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这还不算完，近乎天下大乱相继出现了武（扬州）、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前蜀、后蜀（成都）、南唐（南京）、南汉（广州）、北汉（太原）、南平（湖北）等十个割据势力，成为“十国”，这期间的混乱堪比南北朝以前五胡十六国，但只有五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基本上承袭了晚唐的形式。从理论上讲，曾建都于四川的前蜀、后蜀，应该留有石窟造像，但由于这一段历史较短，不易明确辨识他们的单独存在形态。最容易得到的直接资料还要有求于敦煌莫高窟，明确标明为五代时开凿的洞窟多达28个。由于地处偏远，当内地乱成一团的时候，此处却没有受什么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彩塑明显带出僵化、繁琐、程式的痕迹，远不如盛唐时期那么华丽宏伟了。
习惯上，人们把与皇帝有关的坟墓成为“陵”，唐代皇帝的陵墓大都分布在西安附近，有十八处之多。唐代帝陵有较为固定的格局，在双城墙体之间设立石雕像群。唐帝都以山为陵墓主体，陵前雕像有动物或人物。如昭陵前置14个人物雕像，是太宗所治伏的外番俘虏，象征别处小国的归顺；献陵前有石虎、石犀，体积巨大，造型简洁有力。这期间最为著名的雕塑艺术当推“昭陵六骏”，这是为纪念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立下功劳的六匹战马所制作的六块浮雕。当年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绘画图形，由雕刻师凿于石上，据说还有大书法家欧阳询题写了太宗为之歌功颂德的词句，可见其价值之高。这六匹神奇的战马都有自己的名字：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令人痛惜的是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浮雕，在1914年被军阀盗卖境外，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六匹西域名驹的浮雕作品，显示出唐代动物雕塑的成熟，使浮雕艺术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境地。唐代先后出现了许多动物画高手，如曹霸、韩干都是画马高手，而“昭陵六骏”的创作年代还要早于他们。
乾陵为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和葬地。陵墓石雕众多，有狮、人物、仗马、朱雀、华表等等，上百个之多，都是坚硬的石雕，反映出当时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雕塑家的无尽才能。在石像群中，文武伺卫的雕刻也十分突出，体态稳健、端正庄重，但面部表情各不相同在乾陵的门上，有多达六十与个番使雕像群，令人心痛的是，那写形象生动写实、表情面貌各异的脑袋全部被外国盗墓者砍去，实实令人痛心疾首！
武则天母后顺陵、唐睿宗桥陵以及恭陵、定陵等皇室陵墓都有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石雕艺术作品。从总体上看，唐初的风格比较简略，昭陵六骏偏于写实，大体走向精熟。
唐代的雕塑艺术从随葬的明器上也能看出一斑，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置了陵墓石刻以及明器制作的管理部门，名曰“甄官署”。这一时期的明器雕塑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题材极为广泛，以人物、动物为最多。女人俑的造型特点与当时的大众审美趣味相吻合，正如当时仕女画上所表现的形象，以肥胖、丰满为美，仪态端庄、衣饰华丽。女子骑马出游也是唐代的时尚，这在当时的绘画、雕塑以及工艺装饰中频频出现。由于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比较发达，许多外国客商来中国经营或生活，这在明器雕塑中多有表现，如“胡人舞蹈”、“西域奴仆”、“骑马商人”等形象随处可见，甚至还有非洲黑人的形象。镇木力士像是唐墓中所常用的，多为三彩陶器制成，其形象威猛，类似佛寺里的金刚力士，具有鲜明的形象特点，省唐时期，天下一片歌舞升平，俳优歌舞广泛流行于皇室和民间，所以在唐代墓穴中也大量出现手舞足蹈的俳优俑，动作夸张、表情丰富，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些明器雕塑对我国古代的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对当时的服装、服饰之研究，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唐代以河南洛阳为东京，周边地区盛产陶瓷。明器雕塑以陶质三彩为主。三彩是陶器的一个特殊品种，烧成温度较低，土质可塑性尚好，釉料中的主要成分是铅，以铁、铜、锰等氧化金属为着色剂。这种色彩变化比较丰富的低温釉非常适合制作艺术品，易于流动的釉面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效果。自唐以后，陶瓷明器基本上占据了主要的使用材料，很少再见到石雕、木雕或铸铜了。
唐代的随葬品中，动物雕塑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马和骆驼是最为常见的，这是当主要的交通、运输、征战以及出游等的工具。由于当时的农、牧、畜业也比较发达，牧猪人上缠饲养过的动物也都被制成微型雕塑，如鸡、狗、猪、牛、羊等等，如同墓主人生前的环境。
装饰性的建筑构件雕塑，也是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艺术分支。尽管唐代的皇宫也是倾力而造，如著名的大明宫等，但这一时期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上的纹饰浮雕，却比秦、汉时期要逊色得多。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建筑上开始大量使用彩绘装饰而造成的。唐代的华丽宫殿，早已荡然无存了，而其他类型的建筑，如桥、塔等，也是极为旱见，上面的装饰性浮雕看来没什么可取之处，多是一些夔龙、缠枝花一类的图案纹饰。
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能得以传名，实在是一件万兴的事，同样，这是由于他的绘画才能也比较高超。他曾与吴道子为画友，后自认为画不过吴道子，改攻雕塑，至炉火纯青只地步。
相传，千手千眼佛像是由他首创的，一直流传至宋代的《塑诀》是我国独一无二的雕塑理论著作，也是出之于杨惠之，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无法见到他的作品原件。在他之前，见之于《历代名画记》的雕塑家还有一位韩伯通，他是唐初时的“相匠”，为宫廷塑像工作服务。有的雕塑史论家把隋朝的李春也列为雕塑家，似有牵强之处。李春是著名的“赵州桥”的设计家和修造的主持者，桥上的建筑装饰未必出于李春之手，所以把他列桥梁设计家更妥些。
唐代走向衰亡以后，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经历了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进一步生活化、世俗化，创作手法上趋于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制作工艺也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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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六国时期佛像特征1、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遗留至今的多为金铜佛像，并且大多是青铜。2、佛像头部为束发式高肉髻，小型佛像以磨光式肉髻居多，并且无发纹；大型佛像多为分绺式，并且有分组状发纹。
3、背光一般为同心圆形。4、眼大横长呈杏仁状，目光平视，鼻梁高挺。容貌端庄清秀，神情平静温雅。佛座一般为造型简单的四方台，或者是四足束腰须弥座。二、北魏时期雕像特征1、头部多为磨光式或分绺式肉髻。2、面相方圆，但略瘦，额头较宽，大眼横长。3、身着通肩式或袒右肩式大衣，呈U型或V型对称分布，衣纹深刻线条隆起。4、佛像或坐或立于四足台座上，背光多呈莲瓣形。5、头光为圆形，外面莲瓣一周。三、北魏后期雕像特征1、面相清瘦，脸型呈汉人特征，额头高宽，眉清目秀。2、肉髻较高，发髻除磨光和浅水波式外，又出现了螺发，并且发髻拳卷以右旋式居多。四、北齐时期雕像特征
1、面相丰润，面型略长，五官线条柔和，头部肉髻较为平缓，多数不刻发纹，即使有也是浅雕式的螺型发纹。2、身材修长，肩宽腰细，整体造型上大下小，呈筒圆型。五、北周时期雕像特征1、头长腿短，身体矮壮，略显笨重。2、衣纹线条简洁流畅。3、帔帛变宽，呈三角型搭于两肩膀上。
六、隋朝雕像特征1、丰颐足额，面相丰满圆润，眉毛纤细，鼻梁挺直，唇线分明，神情平和。2、头部较大，下身较短，比例略显失调，身材粗壮。
七、唐代雕像特征1、面相丰满，头部为螺型或水波式发型，肉髻相对于隋代较为高耸，大耳下垂，神情庄重而又不失慈祥。
八、宋代雕像特征
1、面庞丰润，宽额丰颐，容貌端庄秀美，神情慈爱详和，佛像头顶肉髻，呈螺式发型，但肉髻趋于平缓，螺发与肉髻之间的髻珠更加明显。2、身材匀称，服饰的衣褶流畅，凹凸有致。
九、元代雕像特征1、脸型丰满圆润，面相清秀靓丽，表情恬淡柔和。2、肉髻高耸，多为带三叶或五叶宝冠。
十、清代雕像特征1、脸型方圆丰润，丰颐宽额，五官精致，双眼传神。2、身体比例协调，造型优美。
唐代佛像雕塑是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了唐代社会、文化和佛教信仰的风貌。以下是唐代佛像雕塑的主要特点和类型：
1. 造像风格：唐代佛像雕塑融合了古代中原地区和西域佛教造像的特点，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造像风格。这些雕塑通常具有庄严肃穆、端庄典雅的形象，展示了佛教的智慧和慈悲。
2. 佛陀形象：佛陀形象在唐代佛像雕塑中被广泛描绘，表现了佛陀的智慧、慈悲和超凡的境界。佛陀通常被描绘为冥冥中自在、安祥庄严的形象，坐姿有莲花座、禅定座、半跏趺坐等。佛陀的面部通常呈现出平静和安详的表情，头顶上常有宝珠、螺髻或佛冠。
3. 菩萨形象：菩萨是唐代佛像雕塑中另一个常见的形象。菩萨是佛教中具有慈悲与智慧的神圣存在，通常被描绘为青年或少女的形象，穿着丰富华丽的衣袍，头戴花冠或宝冠。不同的菩萨代表不同的佛教信仰和教义，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
4. 罗汉形象：罗汉是佛教中的智慧者和解脱者，他们在佛教故事中起到重要的角色。唐代佛像雕塑中的罗汉形象描绘了丰富的个性和特征，有的面容和蔼可亲，有的威严庄重。罗汉通常被描绘为坐姿或站立姿势，身着僧袍或袈裟。
5. 五方佛和护法神：唐代佛像雕塑中还出现了五方佛和护法神的形象。五方佛代表东、南、西、北和中央的五个方向，各自有不同的佛像形象。护法神是佛教中的守护神，他们通常被描绘为威武勇猛的形象，以护法护持佛教教义。
以上是唐代佛像雕塑的主要内容。这些雕塑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还反映了唐代社会文化背景和佛教信仰的发展。
唐代佛像雕塑是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内容。
1. 造像材料：唐代佛像雕塑多采用石材作为主要材料，如大理石、花岗岩等。还有一些佛像采用了铜、陶瓷等材料制作。
2. 造像形态：唐代佛像多呈现庄严端庄的形象，佛陀通常以坐姿或立姿出现。坐像有莲花座、地莲座、宝座等不同形式，通常双手结印或放在膝上，表现出静谧的境界。立像通常呈现佛陀举右手作施教或抚佛姿态，左手下垂，具有慈悲和智慧的意境。
3. 造像风格：唐代佛像雕塑注重线条的流畅和比例的准确，力求栩栩如生。脸部表情庄重肃穆，眉宇间透露着超凡的智慧和慈悲。佛像的身体轮廓丰满均匀，体态自然舒展，衣纹的细节处理精细。
4. 佛像装饰：唐代佛像常常会配戴宝冠、饰物等装饰品，以显示佛陀的尊贵与神圣。宝冠上常常镶嵌有宝石和珍珠，衣袍上绣有华丽的花纹和纹饰，丰富了佛像的整体形象。
5. 造像题材：唐代佛像题材丰富多样，常见的有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每尊佛像都寄托着不同的祈愿和追求，根据佛经和各种经典故事进行创作。
唐代佛像雕塑以其庄严肃穆的形象、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内容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瑰宝，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艺术审美。
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座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推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的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继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继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的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暗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已少，一个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龙门石窟唐代雕刻，占其多数。它的优点在于基本上保持了唐代原作的原貌，而敦煌的作品有很多是经后代艺人整修过的。这一时期的雕像普遍宏伟庞大，体型饱满。以盛唐时完成的奉先寺为代表，中央大佛（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与之并列的另外8尊雕像也都在10米以上。大佛有明确年代题记（672年），据传说大佛的面部是参照了武氏则天的形象雕凿的，这种传说并非完全不可能，在佛像台座上的题记中记录着：“……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有许多石窟的中、晚唐作品明显不如其前代，有许多减色，尺度、体量、气魄都出现退化的迹象。
陕西境内的唐代石窟，有太原附近的天灵山石窟，可惜的是在旧社会是已被盗劫，几近掠空，现都被收藏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从现在仅存在14窟当中的一件跌坐菩萨残体来看，中国古代雕塑家以精确的掌握了人体比例以及结构，衣褶、饰物的写实雕凿能力也十分高超。
山东一带在当时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所以其石窟开凿规律有限。以济南附近的一些小型窟龛群为主，如千佛山、佛回山等处。千佛崖有贞观18年（644年）题记，但整体上损毁比较严重，从仅存一些雕像残体上，依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富丽、细致、优美的风格。
四川的广元、巴中、通江以及川南的邛崃、乐山、夹江等地散落着许多摩崖石刻。四川自秦汉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佛教在此地特别兴盛，全省有大小摩崖石刻群二十余处。据考证，广元千佛崖的最早开凿年代在唐开元年间，其尺寸虽然不大，但都雕刻与陡峭山崖之上，形式复杂，人物众多，有大大小小造像近两万躯。从雕塑风格上看，这些作品是研究唐代雕塑艺术脉络变化的很好资料。最为世人瞩目的要数乐山大佛摩崖雕像，它比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高53米，现已被毁）还高出18米。于公元713年始雕，到803年完工，用了九十年的时间。乐山大佛是借用整个山体开凿的，脚下就是奔腾的三江汇合激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如此巨大的雕像，比例合度，逞坐势，身着袈裟，面部表情安详、沉稳。大足石刻不仅以南宋雕像群驰名于世，其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的石刻也比较有代表性。大足石刻的部分雕像由晚唐、五代、宋代交错于一处，比较难以分辨。其中有明确题记的唐末乾宁三年（896年）的龛像最为精美，除三、四百个佛经故事人物、亭台楼阁、山树花丛、伎乐飞天以外，还有几十个世俗的供养人。
唐代末年，政权分裂。907年，黄巢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被其叛军将领朱温所窃，在河南开封建立起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接着而来的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这还不算完，近乎天下大乱相继出现了武（扬州）、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前蜀、后蜀（成都）、南唐（南京）、南汉（广州）、北汉（太原）、南平（湖北）等十个割据势力，成为“十国”，这期间的混乱堪比南北朝以前五胡十六国，但只有五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基本上承袭了晚唐的形式。从理论上讲，曾建都于四川的前蜀、后蜀，应该留有石窟造像，但由于这一段历史较短，不易明确辨识他们的单独存在形态。最容易得到的直接资料还要有求于敦煌莫高窟，明确标明为五代时开凿的洞窟多达28个。由于地处偏远，当内地乱成一团的时候，此处却没有受什么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彩塑明显带出僵化、繁琐、程式的痕迹，远不如盛唐时期那么华丽宏伟了。
习惯上，人们把与皇帝有关的坟墓成为“陵”，唐代皇帝的陵墓大都分布在西安附近，有十八处之多。唐代帝陵有较为固定的格局，在双城墙体之间设立石雕像群。唐帝都以山为陵墓主体，陵前雕像有动物或人物。如昭陵前置14个人物雕像，是太宗所治伏的外番俘虏，象征别处小国的归顺；献陵前有石虎、石犀，体积巨大，造型简洁有力。这期间最为著名的雕塑艺术当推“昭陵六骏”，这是为纪念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立下功劳的六匹战马所制作的六块浮雕。当年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绘画图形，由雕刻师凿于石上，据说还有大书法家欧阳询题写了太宗为之歌功颂德的词句，可见其价值之高。这六匹神奇的战马都有自己的名字：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令人痛惜的是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浮雕，在1914年被军阀盗卖境外，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六匹西域名驹的浮雕作品，显示出唐代动物雕塑的成熟，使浮雕艺术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境地。唐代先后出现了许多动物画高手，如曹霸、韩干都是画马高手，而“昭陵六骏”的创作年代还要早于他们。
乾陵为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和葬地。陵墓石雕众多，有狮、人物、仗马、朱雀、华表等等，上百个之多，都是坚硬的石雕，反映出当时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雕塑家的无尽才能。在石像群中，文武伺卫的雕刻也十分突出，体态稳健、端正庄重，但面部表情各不相同在乾陵的门上，有多达六十与个番使雕像群，令人心痛的是，那写形象生动写实、表情面貌各异的脑袋全部被外国盗墓者砍去，实实令人痛心疾首！
武则天母后顺陵、唐睿宗桥陵以及恭陵、定陵等皇室陵墓都有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石雕艺术作品。从总体上看，唐初的风格比较简略，昭陵六骏偏于写实，大体走向精熟。
唐代的雕塑艺术从随葬的明器上也能看出一斑，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置了陵墓石刻以及明器制作的管理部门，名曰“甄官署”。这一时期的明器雕塑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题材极为广泛，以人物、动物为最多。女人俑的造型特点与当时的大众审美趣味相吻合，正如当时仕女画上所表现的形象，以肥胖、丰满为美，仪态端庄、衣饰华丽。女子骑马出游也是唐代的时尚，这在当时的绘画、雕塑以及工艺装饰中频频出现。由于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比较发达，许多外国客商来中国经营或生活，这在明器雕塑中多有表现，如“胡人舞蹈”、“西域奴仆”、“骑马商人”等形象随处可见，甚至还有非洲黑人的形象。镇木力士像是唐墓中所常用的，多为三彩陶器制成，其形象威猛，类似佛寺里的金刚力士，具有鲜明的形象特点，省唐时期，天下一片歌舞升平，俳优歌舞广泛流行于皇室和民间，所以在唐代墓穴中也大量出现手舞足蹈的俳优俑，动作夸张、表情丰富，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些明器雕塑对我国古代的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对当时的服装、服饰之研究，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唐代以河南洛阳为东京，周边地区盛产陶瓷。明器雕塑以陶质三彩为主。三彩是陶器的一个特殊品种，烧成温度较低，土质可塑性尚好，釉料中的主要成分是铅，以铁、铜、锰等氧化金属为着色剂。这种色彩变化比较丰富的低温釉非常适合制作艺术品，易于流动的釉面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效果。自唐以后，陶瓷明器基本上占据了主要的使用材料，很少再见到石雕、木雕或铸铜了。
唐代的随葬品中，动物雕塑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马和骆驼是最为常见的，这是当主要的交通、运输、征战以及出游等的工具。由于当时的农、牧、畜业也比较发达，牧猪人上缠饲养过的动物也都被制成微型雕塑，如鸡、狗、猪、牛、羊等等，如同墓主人生前的环境。
装饰性的建筑构件雕塑，也是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艺术分支。尽管唐代的皇宫也是倾力而造，如著名的大明宫等，但这一时期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上的纹饰浮雕，却比秦、汉时期要逊色得多。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建筑上开始大量使用彩绘装饰而造成的。唐代的华丽宫殿，早已荡然无存了，而其他类型的建筑，如桥、塔等，也是极为旱见，上面的装饰性浮雕看来没什么可取之处，多是一些夔龙、缠枝花一类的图案纹饰。
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能得以传名，实在是一件万兴的事，同样，这是由于他的绘画才能也比较高超。他曾与吴道子为画友，后自认为画不过吴道子，改攻雕塑，至炉火纯青只地步。
相传，千手千眼佛像是由他首创的，一直流传至宋代的《塑诀》是我国独一无二的雕塑理论著作，也是出之于杨惠之，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无法见到他的作品原件。在他之前，见之于《历代名画记》的雕塑家还有一位韩伯通，他是唐初时的“相匠”，为宫廷塑像工作服务。有的雕塑史论家把隋朝的李春也列为雕塑家，似有牵强之处。李春是著名的“赵州桥”的设计家和修造的主持者，桥上的建筑装饰未必出于李春之手，所以把他列桥梁设计家更妥些。
唐代走向衰亡以后，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经历了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进一步生活化、世俗化，创作手法上趋于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制作工艺也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摘 要：雕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佛像雕塑尤为突出。佛像雕塑不仅代表着雕塑艺术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传承了中国的佛教文化。汉朝四百年的历史为佛像雕塑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唐朝自由、开放的历史文化更开创了崭新的佛像雕塑时代，又一次掀起了佛像雕塑艺术的高潮。关键词：汉唐佛像；艺术特点；比较作者简介：侯绪刚，出生于1982年2月，毕业学校：鲁迅美术学院；学历：硕士研究生；工作单位：辽宁何氏医学院；职务：助教；研究方向：雕塑。[中图分类号]：J3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1汉、唐雕塑堪称我国雕塑史上的高峰，其雕塑作品数量之大，质量之优，特点之博大精深都居于我国历史之首。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发展的不同理解，促进着汉唐佛像雕塑自身发展特点。汉唐的长期统一发展为佛像 雕塑的出现到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丝绸之路把佛像引入我国，随之佛像的工艺发展在汉朝进入的黄金时代，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印度佛教文化在汉武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逐步深入到汉地，最初佛教文化与汉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两种文化经过不断的碰撞与融合，被汉人广泛接受。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佛像也逐渐成为了贵族与皇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由此佛像雕塑艺术被广泛流传开来。汉文化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佛像的雕塑艺术，使其成为一种新的雕塑艺术形式。汉代木雕佛像一般为皇族配饰随身佩戴；其铜雕塑、石雕塑为佛殿、石窟所用。佛教文化在汉代时期的发展，很快就被当时的贵族和官吏所使用，代表着财富、身份和权势。长沙马王堆1号、3号汉墓出土了500多件护身佛，其佛像雕刻工艺精湛，保存完整，令人叹为观止。“日本考古学家在朝鲜平壤(即古乐浪郡)发掘了大批精美的汉代木雕佛像。汉武帝时曾征服朝鲜北部，设立乐浪，贞番、临屯等郡”。东汉时期铜铸佛像兴起，木雕、石雕、铜铸佛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也正是由于佛像雕塑起源于印度，后被引入汉族地区，并与汉文化和艺术风格融为一体，其雕塑风格与秦代比较发生了变化。汉代佛像雕塑艺术一般运用大写意手法；雕刻自然、随石形，气势饱满，形态夸张；其特点生动富有魅力。在多种雕塑艺术中，有一种为“体量”的正形空间雕刻法，雕刻出的佛像外形生动，能体现真切的佛像的内在精神气质和情感。佛像雕塑为三度空间造型艺术，古代的工匠们用其精湛的艺术手段，把佛像雕刻出有生命且充满活力的形态，突出雄浑、凝重、博大的气魄造型特征。复杂而丰富的人物神态与情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充满了勃勃生机，其刀法简洁、有力、生动，气势雄浑。而且汉代雕塑艺术还在刻画人物状态上，注重刻画人物形态和神韵，强调神与情并重，令人叹为观止。汉代的佛窟不仅留下了佛教文化的传承，同时展现了其雕刻技法的娴熟，充分展示了汉代的审美情趣和风俗乡情。唐代时期我国文化开放，宗教信仰自由，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皆为鼎盛。正是由于唐代这种宽松的开放政策，使得佛教发展自由；佛教文化与唐文化的融入，为佛像雕塑艺术走向人文化、世俗化奠定了基础。唐代佛像雕塑艺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受唐代审美文化影响，其佛像雕塑饱满，有血有肉；刀法为圆刀，佛像衣纹被雕刻的流动飘逸。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唐代佛像雕塑艺术进一步中国化，艺术形式已经进入较成熟阶段。唐代雕塑艺术风格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风格，表现水平已大大超过南北朝。唐代修建了大量内容丰富的佛像石窟、寺庙等；莫高窟的佛像体现出盛唐艺术的富有和健康，成为雕塑史上不朽的杰作。佛教文化在唐代处于全盛期。佛教文化快速的传播，使得佛像雕塑比比皆是，广为普及。石窟中雕凿的大、小石佛为当时盛行，寺院中佛像，多流行泥塑或木雕佛像；铜、铁佛像的雕塑也随处可见，大铜佛雕塑也具一定数量；观音、文殊、普贤、罗汉等各种佛像运用材料多样，为难得的艺术珍品。龙门石窟中得奉先寺中有九尊造像，其《卢舍那佛》形象各异、气质各不相同，每尊雕塑雕刻细致入微，整组佛像组合排列有序，氛围和谐。无论规模的宏大和佛像造像工艺的完美均为罕见。《卢舍那佛》为经典佛像雕塑之一，佛像头部雕刻最为细致，佛面浑圆饱满，眼睛雕刻慈悲入神。精湛的佛像雕刻艺术为佛像自身增添了无限的智慧和法力，好似具有洞穿一切的力量。唐佛像其面丰满，神情庄重、慈祥；身材雕塑比例均匀、结构合理，比较写实；形态舒展大方，动感强，佛衣质感柔和、轻薄。佛像雕塑艺术富有的真实感、立体感，也是唐代雕塑风格成熟的表现。汉唐的佛像雕塑艺术作为我国佛像雕塑史上的两大高峰，其独特的特点为世人展现了非凡的魅力与艺术价值。汉代佛像雕塑的特点被赋予了自然的生命形态，其佛像基于原材料形状雕刻，造型自然、简练、雄浑、夸张、丰富多彩。唐代佛像雕塑的特点形神各异、栩栩如生，佛像的精美令人深入能享受其悠久的历史信息。汉唐佛像雕塑艺术无论技巧还是风格方面，都吸取了雕塑的精华，真实地体现了汉唐繁盛的经济、文化和艺术成就；是我国佛像雕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从汉代佛像的引入到唐代佛像的盛行，大量的精美作品；无论收藏于博物馆，还是藏与民间，都展示其佛像雕塑艺术的风采。从精美的小佛到巨大的石窟佛像都寄托着艺术家虔诚的信仰和对生活美好的祈盼。佛像雕塑的一锤一斧都离不开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对佛像艺术的创作的推动力。汉唐佛像雕塑在历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芒，更为了解历史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参考文献：[1]、薛克翘.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2]、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1、瓷器
青瓷、白瓷和“唐三彩”的陶器。
青瓷的代表产地是越州，白瓷的代表产地是邢州。
青瓷，是中国瓷器的开始，各种不同浓度与色相的“青”釉是中国最早的瓷釉。唐代的青瓷，继承了南朝的传统，最重要的产地是在今浙江东部绍兴一带，这一地区在唐代为越州，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陶瓷史，特别是唐五代陶瓷史上有首要地位的陶瓷工艺品。
唐代越窑青瓷之为陶瓷工艺上的大进步也在于“长石釉”烧制的成功。长石釉的成功是陶瓷技术上划时代的变化，所以唐代越窑青瓷色泽之鲜丽动人不断地引起诗人们的赞美。2、服饰
唐代的装饰艺术以其华丽优美的风格成为时代的特点。
例如敦煌藻井图案中可以看出，垂幔变成了璎珞，卷草上长出了丰茂的花朵；卷草叶子种类变得多样，而且变得有相当厚度。这些花朵大多是重瓣密集，呈尚未完全舒展的状态，每一花瓣都汁液饱满，以致膨胀而反卷。3、科技
唐朝科技相对于前代有明显进步。
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他还与梁令瓒合作，铜铸制成黄道游仪与水运浑天仪。他在《大衍历》历书中运用二次差内插法并创新近似三次差的内插公式，为王恂等后人奠定基础。李淳风等人修订《算经十书》是唐朝算学的重要成果。
尊称药王的孙思邈撰写的《千金要方》和补本《千金翼方》，论及药物之本、诊治之诀、针灸之法、养生之术，都是不可多得的医书。《新修本草》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国家官修药书，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
唐初大型地理志书《括地志》共550卷，内容丰富，对后世的地理研究影响深远。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绘有唐近邻的数百国家。此外还有李吉甫著的地方志《元和郡县图志》，杜佑撰写的政书《州郡典》，樊绰介绍云南南诏国的《蛮书》等。
唐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展修建首都长安城，与东都洛阳规划同样规划严整，规模宏大，是中国历史都城中规划最为严谨端正的两个。
唐朝的木结构建筑规模雄浑，气魄豪迈，建筑流程进一步定型化，提高了施工速度。佛塔形式也融合了中国与印度的造型，显得千变万化，多种多样。
4、舞蹈
唐朝的舞蹈则是以健舞和软舞最为出名。健舞因其节奏明快、雄健豪爽而得名，有《阿辽》、《柘枝》、《拂林》、《大渭州》、《黄獐》、《阿连》、《剑器》、《胡旋》、《胡腾》、《杨柳枝》等多种。
软舞即文舞，优美柔婉，节奏舒缓，有《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借席》、《乌夜啼》、《凉州》、《绿腰》、《屈柘枝》、《甘州》等。
著名的舞蹈“七德舞”、“上元舞”、“九功舞”合称“三大舞”，流行于宫廷。舞蹈家则有公孙大娘、谢阿蛮等。晋朝永嘉之乱后西域舞乐东传中原，与华夏舞乐融合两个多世纪，至唐代已有很强的胡风特色。
多种健舞软舞都采用一种昂首望上，双脚原地急转如旋风的动作，因来源西域，谓之“胡旋”。唐代散乐多含杂技，统称“百戏”，包括浑脱、寻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等项目。
5、金属工艺品
金属工艺中，金银工艺也很发达。最多的是各种饰品，如钗、臂钏、指环等。其次为各种酒器及饮食器，据文献记载有瓶、瓮、榼、罍、杓、盏子、碗、杯、盘等。
已知的唐代金银器中可见有高脚菱花形的酒杯，六出菱花形的盘和莲形的碗，都是凿镌出各种习见的花鸟纹样装饰。这些器物都是纯银或银质镀金，经槌击制成的。
唐代金属工艺中兵器也是很重要的一项，但现存实物很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朝文化
1．唐代造像的精品隋唐时期的佛教造像已融合印度、中亚等地的技法，再加上传统的审美作风，出现了新的式样。成于唐高宗时期的奉先寺，是唐石刻雕塑的典型。主体雕塑为卢舍那佛坐像，两旁依次为迦叶（已毁）和阿难，以及金刚和神王，再次为供养人。卢舍那佛坐高13米，面容安祥典雅，脸型丰满圆润，整体面貌已倾向中国式。阿难外形端庄，含蓄安然，神王壮硕有力，金刚威严剐猛。各立像有意识采取上大下小的形式，以达到视觉上的真实感。山西天龙山的石窟造像，独有一番风果细嫩丰盈的面容，波状有旋涡纹的螺发，轻薄如纱的衣服，曲线玲珑的身躯，优美逼真的姿势等，生动自然，成为唐代造像的精品，可惜这些精品大多已残缺不全了。2．敦煌彩塑甘肃敦煌是古代中国与西域交通的关隘，敦煌由此较早接触到西域的造像艺术。敦煌莫高窟始凿于66年，此后至清代的1600余年间造像不断。现在莫高窟的数百石窟中，共有造像2400余尊，大的高达16米以上，小的仅有几厘米。敦煌石窟的造像多系以粘土为原料的彩塑。隋唐时代的敦煌彩塑代表着中国彩塑造像的最高成就。隋代以来，佛像的塑造手法向写实化的方向发展，宗教的庄严、脱俗的气氛有所淡化。唐代的彩塑菩萨被表现为美丽动人的女子形象，雕塑绘饰极为细腻，丰腴的肌肤和轻软柔薄的衣料质感都表现得十分真切，造型富丽而又典雅，体现了唐代的时代精神。天王、力士的造像同样富有表现力，这样的造像以九尊或七尊的群体形式设置于有木质建筑图案的大型石窟内，既富有理想精神，又富有现实气息。3．昭陵六骏唐代的殿堂及陵墓的仪饰雕塑与宗教雕塑同样发达。唐陵雕塑主要是在献陵、昭陵、乾陵和顺陵。较早的唐代陵墓石雕在唐高祖李渊献陵的神道上，有石虎8件、石犀牛2件，颇有汉魏石雕遗风。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墓前的石雕“昭陵六骏”和十余件“番王”像最具代表意义。“昭陵六骏”是以李世民在开创唐帝国的战争中骑过的六匹骏马为原型而雕刻的。作品以高1．7米左右、宽2米左右的六块长方形石灰岩雕刻而成。“六骏”的图形是由当时著名画家阎立本设计描绘的。六匹战马三匹站立、三匹奔驰，皆为矫健英武的骏骑形象，雕刻手法娴熟，风格生动。其中两件流失国外，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昭陵的“番王”像的原型是归附唐帝国的外国首领，现石像已残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