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雕塑有什么特点

商周时代青铜雕塑艺术是最具民族特色的雕塑艺术形式。这一时期青铜雕塑大致分为青铜鸟兽形器、青铜器皿上的立体雕饰以及纯观赏性的青铜雕塑品三类。鸟兽形器，主要指造型作鸟兽形的“尊”，如犀尊、象尊、鸮尊等。青铜器皿上的立体雕饰，包括在器皿表面的装饰性浮雕和在提、盖、耳、足等部位的小型立体雕饰，立体雕饰都以立体或半立体形象出现，形象生动夸张而又服从于器皿的整体造型与装饰要求。纯观赏性的青铜雕塑数量不多，但颇具艺术价值。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西汉初期以两广地区的几组铜俑为代表，广西贵县风流岭墓的一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一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

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的一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有两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作品如陕西西安玉丰村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的铜六博俑。

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

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东汉时期，政治安定，农业大为发展，使得人们过着“谷物满仓，牛羊成群”的安乐生活，反映在他们的墓葬明器中，陶塑的猪、狗，牛，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以及粮食、井栏、炉灶，楼台等小形模型，是很多见的，可说是汉代墓葬的突出特点，后代也或多或少地承袭了这一风习。

这些塑制品，尤其是猪狗之类，正因其体积小，作者更容易掌握形象，塑出动态。如活泼的小狗，竖耳卷尾，神气活现，被塑得很有生趣，猪则塑得肥胖，显出行走困难的样子。可以说是做到了各如其分。

在东汉墓葬中，也有不少陶鞍马，其体积与上述杨家湾汉墓骑士马相近，体躯造型矫键有力，肌肉紧缩夸张，特别突出了马的倔强性格，具有汉代的精神气质。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有广东佛山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的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的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的背儿捧箕俑、河北内丘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的庖厨俑、河北内丘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的针灸陶人。

最有特色的是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的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的立式说唱俑等。如天回山陶俑中的说唱俑，高56厘米，坐于圆榻上，右手挥舞鼓槌，左臂环抱圆鼓，着长裤，赤脚，似正说到精彩处，作手舞足蹈状，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民间说唱艺人的形象。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的大陶马等。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发现较多，如武威东汉墓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两匹高116厘米的青铜大马，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

尤其造型精美、构思奇巧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一般按照成分来说，铜可以分为紫铜，黄铜，还有青铜和白铜。

紫铜:紫铜的特点就是导电性、塑性都较好，但强度、硬度较差一些，紫铜含其他成分很少，一般可以认定为纯铜；

黄铜是由铜和锌所组成的合金，又可细分为简单黄铜和复杂黄铜，复杂黄铜中又以第三组元冠名为镍黄铜、硅黄铜等，所以黄铜就不是纯铜了；

青铜系指除铜镍、铜锌合金以外的铜基合金，主要品种有锡青铜、铝青铜、特殊青铜（又称高铜合金）；

白铜系指铜镍系合金，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呈银白色，有金属光泽，故名白铜。

我们在选择铜材料的时候要看他的他的色泽，一般铸铜雕塑工艺品都是采用紫铜，红铜，还有黄铜。但是劣质铜，铜材质里面含有杂质，用手一弯就断成两截，里面可以看到有黑色杂质，这个是绝对不能采用的。

铜雕塑工艺品从工艺上来说可分为锻铜雕塑和铸铜雕塑，铸铜雕塑是雕塑工艺中最复杂的一种，但是铸铜雕塑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价值，是其他铜制工艺品无法比拟的，铸铜雕塑大致要经历塑型 — 翻模具 - 出原型 — 做腊型 — 修腊型 — 制作型壳 — 失腊焙烧 — 铸造 — 清理型壳 — 焊接 — 打磨 — 组装 — 做效果这13道工序，一个完美的铜雕艺术品才会制作完成。

青铜的特点 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耐磨、耐腐蚀、色泽光亮等特点， 适用于铸造各种器具、机械零件、轴承、齿轮等。 青铜器的类别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农器与工具、货币、玺印与符节、度量衡器、铜镜、杂器十二大类，其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小类。其中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这五类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 青铜的研究 动植物形象纹：“蟠虺纹”因图形为盘绕成组的蛇形得名，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虺是上古典籍记载的剧毒 蛇，所谓似蛇而小。“蟠虺纹”仅见于春秋时期。 “象纹”与“象鼻纹”也是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象，通相。既是一种温顺的大型动物，又常作为太平吉祥的象征，还有就是“出将入相”的辉煌。 “兽面带纹”过去亦称“狩带纹”，是青铜器上一种变形为带状装饰纹的动物面部形象组合。这种纹饰带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 几何图形：指菱形、三角形、圆形及其他相连成组的变形图案等。比较典型的有：“圈带纹”或称“串珠纹”，多为辅助纹饰，流行于商周时期;“三角云纹”常交错其他纹饰，流行于战国时期;“菱形斜格纹”多见杂以“涡纹”和“S”形图案，流行于战国;“环带纹”，旧称“公字纹”，表现为连续的“S”形波浪带图案，上下充填“窃曲纹”或环纹，流行于西周晚期;“窃曲纹”很早就见于《吕氏春秋》的记载，“窃曲纹”的变化很多，如蜷曲若双环而其中之一有目形者，有两端内曲呈一如意头状者，不一而足。 青铜的运用 国外 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制造出青铜，但用作一般应用的人工制品要晚得多。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荷马在《伊利亚特》史诗中提到希腊火神赫斐斯塔司把铜、锡、银、金投入他的熔炉，结果炼成阿基里斯所用的盾牌。铜和锡的比例变化范围很大(从残存人工制品中测得，铜含量为67~95%);但在中世纪已经知道不同的比例可以产生不同的效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收藏的11世纪希腊手抄本中列举了1磅铜与2盎司锡的合金，即8比1的比例，这与后来使用的炮青铜相近。青铜较铜坚硬，熔点较低，容易熔化和铸造;青铜也较纯铁坚硬，不同合金成分的青铜适于制造炮管和机器轴承。在工具和武器中，历史上以铁代替青铜并不是铁本身有任何特殊优点，而是由于铁较铜和锡丰富。钟青铜的特性是受敲击时能发出洪亮的声音。其含锡量较高，为1/4~1/7.雕塑青铜含锡量低到1/10，有时还加入锌和铅的混合物。锌能提高硬度，轴承合金中通常含少量的锌。青铜中加入少量的磷能改善其性能和强度;磷青铜含磷量铸锭可达1~2%，铸件只含微量;它的强度高，特别适用于作泵的柱塞、阀和套。在机械工业中也使用锰青铜，它含有少量锡或甚至不含锡，但含有大量锌和锰。除用作工具和武器外，青铜也广泛用于制作钱币;很多铜币实际上是用青铜铸造的，其典型成分是4%的锡和1%的锌。 青铜是和水一样热胀冷缩的物质。 中国 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形成期：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省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镜，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铆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它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称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著名的越王剑也是由青铜铸造的。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进一步发展，由于经验的积累，铸造各种青铜器时铜与锡的配合已有一个比例。《周礼·考工记》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的所谓金就是铜，铜锡合金即青铜。所谓“金之六齐”，就是区分青铜品种的六种配方之分量，以制造各种用器。所谓“钟、鼎之齐”铜、锡比例为六比一，即铜占85.71%，锡占14.29%。“斧斤之齐”的铜、锡比例为五比一，即铜占83.33%，锡占16.67%。“戈戟之齐”的铜、锡比例为四比一，即铜占80%，锡占20%。“大刃之齐”所需铜、锡比例为三比一，即铜占75%，锡占25%。“削杀矢之齐”铜、锡比例为五比二，即铜占71.43%，锡占28.57%。“鉴燧之齐”铜、锡比例为一比一，即各占50%。杨宽先生认为：《考工记》规定各类青铜器的“铜锡合金的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原理的”①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7%到20%最为坚韧。《考工记》说“斧斤之齐”锡占16.67%，“戈戟之齐”锡占20%，是因为斧、斤、戈、戟都需坚韧。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40%，硬度最高。《考工记》中规定“大刃之齐”锡占25%，“削杀矢之齐”锡占28.75%，是因这类武器所需硬度高。青铜中锡占的分量增多，光泽就会从青铜色转为赤黄色、橙黄色、淡黄色。锡占到30-40%，青铜就会变为灰白色。《考工记》规定“钟鼎之齐”锡占14.29%，为了使它能呈现橙黄色较美观，同时也为了能敲出美妙的声音。《考工记》规定“鉴燧之齐”锡占50%，是因为铜镜需要白色光泽。 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墓编钟，有纽钟19件，甬钟45件，楚王赠送的镈一件①经测音知道，“这套编钟系七声音阶，与现代音律相同，它的振动频率也与现代国际标准相近，总音域跨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各少一个八度。这套编钟的音色优美，音域很宽，变化音比较完备，能奏各种曲调”②这组编钟的发现，是春秋时期青铜铸造技术成就辉煌的一个生动例证。 《周礼·考工记》说：“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次之，然后可铸也。”这是符合冶金学道理的。在青铜混合熔铸中，不纯物质挥发，所以产生"黑浊之气"。锡熔化挥发，于是产生“黄白之气”。温度再上升，铜熔化挥发，又产生“青气”。到“青气”出现，铜、锡完全熔化，青铜合金冶炼完成，而后就可以铸成器物了。荀子说：青铜器的铸作在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③这说明铸范的制作、原料选择、冶铸技巧、火候的掌握等环节都要掌握好，才能铸造出好的器物。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在以下两项技术的使用上：一项是金银错技术，所谓金银错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制成图案或文字。这项技术，春秋中期已出现，当时楚、宋等国的兵器上有错金的美术字。战国初，铜礼器上出现了大片金银错图案，战国中期这种技术不仅用在兵器、礼器上，而且也用在符节、玺印、车器、铜镜、带钩和漆器的铜扣上。二是战国中期以后刻镂画像工艺发展了起来，这种工艺是在比较薄的壶、柸、鉴、奁上制上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图画，一般多是水陆攻战、狩猎、宴乐礼仪等方面的图画。这些图画是在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镂加工制成的。 转变期：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秦汉时代的雕塑风格是严峻的风格，是阳刚之美的风格。秦汉俑马、墓前石雕从整体上看，也许远不及后世那样精巧、细腻，而以拙重、粗犷为特色，然而正是这种“客观简朴性”，成为了秦汉时代文化精神的象征。秦汉雕塑的风格不是偶然的，它正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强烈的开拓、征服欲望的形象写照。它继承了远古以来，华夏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注重人力，与自然抗争的崇高精神。秦汉时期的雕塑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力量将中国雕塑推向了高峰。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雕的出现和标志性明器雕塑的产生，以及工艺性雕塑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秦汉雕塑的巨大气魄和强健精神，为中国雕塑的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秦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标志著明器雕塑创作上产生了一个重大飞跃。它规模大，数量多，给人最突出的感受是力求逼真，表现物件的写实风格。每个秦俑的形象虽无雷同，均通过人物动作刻画，各自神态表现的生动传神。注重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汉承秦制”汉代明器雕塑的制作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形体上虽不如秦代高大，但表现物件上却比秦代丰富。人物的塑造比秦代富於动感，姿态也有了较多的变化，东汉明器雕塑在题材内容，制作材料，以及分布地区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出现了大量形形色色，表现各种生活劳动场景的俑，以及楼、坞、堡等模型，在题材内容上更趋於生活化，更真实广泛，具体表现各种生活场景。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间风貌，如体现巴蜀风情的身背竹箆劳动妇女俑与袒博赤足、抱鼓，眉飞色舞表演的《说唱俑》。霍去病墓大型石雕群，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纪念性雕刻艺术珍品，是西汉时期强盛的国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的象徵。它的艺术特点表现为注重寓意，善於运用象徵的手法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建造上，“为冢似祁连山”，以纪念他的不朽功勋。配置竖石和多种动物雕刻，独创的综合群体，成功展示了深山野林猛兽出没的艺术意境，《马踏匈奴》是整组石雕中的象徵中心。并巧妙地运用“因势象形”的表现手法和灵活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综合运用。这一时期的建筑雕塑也很有特色。“秦砖汉瓦”将建筑、雕塑、书法结为一体的奇妙结合，是我国建筑雕塑艺术的一大特色。画像砖和画像石以砖石将绘画与雕塑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变化多样，同样独具民族特色。秦国有悠久的石刻艺术传统，在凤翔西村春秋时代的秦宫陵园中,曾出土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代，秦昭王在咸阳兴建横桥,曾雕刻忖留神石像；此外,在蜀郡都江堰又雕刻镇水石牛。秦始皇时期，玉石雕刻有了显著的进步,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秦代的刻玉善画工烈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代加固扩建横桥时，曾雕刻古代力士孟贲的石像；营建骊山陵园时，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启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兽、石狮或石辟邪之先河。青铜纪念雕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贾谊《过秦论》亦有“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之语。参考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架形象，可知秦代铸造“钟□金人十二”，即是供咸阳宫中两具曲尺形双层编钟架上使用的人形铜立柱。另据《汉书·五行志》、《西京赋》、《水经·河水注》及《三辅旧事》等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铸造12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金狄”，即12个身着“夷狄服”的大铜人,配列在阿房殿前,铜像胸前刻有李斯撰写的赞颂秦始皇统一功业的铭文，其政治作用不可低估。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每乘包括四马、一车、一驭手,车马形体相当实物的1/2，每乘总重量达1200公斤以上,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形象极为生动(见彩图铜车马(秦)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一号带伞盖的铜车，驭手作立姿,其性质当为导车；二号作篷盖的铜车,驭手呈坐姿,其金属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等字铭。据考证，此车系仿照秦始皇巡视全国时的御乘而铸造，旨在纪念秦始皇“平一宇内”的不朽功业（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墓葬明器雕塑 即供随葬用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各种材质的偶人车马。秦代有大型的陶塑兵马俑及圉师俑、小型的木雕侍者俑等两种。前者集中发现于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园附近；后者于1978年发现于河南泌阳县官庄村秦代末年的墓葬中,共有木俑4件，身高11～16厘米,面形浑圆丰满,俑表施彩绘,作拱手侍立状,造型甚古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着手穿治骊山；在他去世前，陵区内已是“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秦始皇陵园东北隅的临潼县焦家村附近，曾陆续出土一种高约70厘米的圉师俑（马□），作跽坐姿态，造型质朴优美。1974～1976年,在陵园东垣外的临潼县西杨村南,地处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3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出土数千件与真人真马等高的兵马俑，其躯体采用泥条盘筑法塑造，头像则运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这批兵马俑标志着秦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王权的极度威严，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形体高大,崇尚写实,手法严谨；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令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汉代雕塑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秦代雕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朝的雕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利用雕塑艺术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建筑装饰雕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凭借高度集中的人力与物力,大兴土木。首先,在都城咸阳北坂上营造六国宫殿；其次,加固扩建了跨越渭河的横桥,并在渭河南岸营建新朝宫——阿房前殿;最后,又在骊山北麓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均用雕塑作品进行装饰美化。瓦当是强烈反映时代艺术风格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咸阳市东郊窑店镇附近的秦宫遗址，曾出土浮雕着鹿、鸟、昆虫纹的圆瓦当；西安市西郊巨家庄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出土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圆瓦当;骊山秦始皇陵区，出土夔凤纹大瓦当；皆以饰纹华丽、风格清新而著称。在咸阳故城秦宫遗址还出土两种大型空心砖，其一是刻画着龙纹、凤纹、水神纹的空心砖，其二是模印着回纹、菱格纹的空心砖，皆铺砌在宫殿阶基地面上，由此可见秦代建筑装饰雕塑的发展概貌。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