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像雕塑受哪些文化影响

中国佛像雕塑受到多种文化影响。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文化影响：1. 印度文化影响：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因此中国佛像雕塑最早受到了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早期的佛像雕塑多采用印度佛教艺术的风格，如莲花宝座、蓮座、跏趺坐姿等。2. 汉族文化影响：中国佛教融合了汉族的传统文化，佛像雕塑也逐渐具有了中国的特色。佛像的面容开始呈现出中国人的面貌特征，体态更加丰满。汉族的饮食习惯也影响到佛教的供奉文化，佛像雕塑常常还会雕刻供品和供器等。3. 其他民族文化影响：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也被各个少数民族所接受和发展。这些民族的文化对中国佛像雕塑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比如蒙古族和藏族的佛像雕塑，在形象、装饰和材质上都有独特之处。4. 中国传统艺术影响：中国佛教艺术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雕刻和工艺的技法和思想。佛像雕塑中常常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绘画的意象和构图，如云纹、龙纹、花鸟等。中国传统雕刻技法也对佛像雕塑产生了影响，如浮雕、刻线、彩绘等。中国佛像雕塑是一个综合了多种文化影响的艺术形式。这些文化影响使得中国佛像雕塑独具特色，既表现了佛教教义和精神，又融合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特色。

犍陀罗雕塑 。公元1—2世纪，在犍陀罗地区开始出现了受希腊雕塑艺术影响的佛陀塑像，之后扩展到建筑、绘画等艺术领域，这些融合了希腊、波斯、印度三种元素而自成一体的艺术形式，称为犍陀罗艺术。健驮逻艺术对中国隋唐美术影响很大，成就了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石窟等一批中西合璧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公元十世纪末，犍陀罗艺术伴随佛教从克什米尔地区传入吐蕃（今青藏高原地区）后，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扩展资料：佛像艺术始于犍陀罗进入报恩文化艺术馆，记者看到一尊坐佛，高鼻深目，嘴角上扬，神态慈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丁明夷告诉记者，这尊佛坐像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一般犍陀罗佛造像不足1米高，而这尊结禅定印趺坐的佛陀像高达1.24米。千百年来，犍陀罗佛像饱经沧桑，历史厚重。公元前六世纪，古印度地区出现了释迦牟尼佛，佛陀涅槃后，人类开始出现佛的象征物崇拜。在此之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深受古罗马文化和中亚文化浸染的佛信徒和艺术家们，打破无佛像崇拜的传统，创造出既拥有土著文化印痕，又带有希腊罗马艺术风尚的犍陀罗佛像，并出现成片佛教建筑。但不幸的是，公元460年前后，它们在白匈奴嚈哒人铁蹄的蹂躏下全部化为废墟。1849年英国驻印度考古队在旁遮普地区发掘出犍陀罗佛像，从此，犍陀罗艺术惊艳世界。参考资料来源：佛像的“时空对话”-光明日报-光明网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也很大程度的改变了中国的很多方面。我们要知道，佛教的传入，把一些西方的建筑艺术给带进了中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由希腊式雕塑的开端，在佛教来中国之前的雕塑，像汉武帝的茂陵那些雕塑，说得好听点，那就是抽象派，难听点，就是一块石头，只是有点像某个东西。传入后，像龙门石窟，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有浮雕，全雕。还有就是文字。其实中国现在很多的文字的意思其实都是佛教里面的解释，就比如这个“缘“字，之前就只有边缘的意思。传入后，就多了很多意思，比如有：般若，大千世界，心心相印，作业，真实，世界，自由，慈悲等等。可以说让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复合词。而近代的梁启超就统计过，中国有多达三万五千个字都是由佛教传入的。而像这些，无常文化，理学思想的发展，性灵文化等等这些都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佛教的传入使得这些才能够出现。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历史上会少很多艺术作品。而这些的出现也使我们的思想得到极大的提升。对于中国思想宗教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缺少底层人思想的启蒙，中国自己儒家思想对于中高层知识分子有着吸引力，而对于底层人民，只有延续着宗教文化，对于个人的思想启蒙，没有展开，而佛教的传入，可以说是补全了这一方面的空白。佛教还是对中国有着巨大的作用的。

【佛教建筑(Buddhist architecture)】　　Fojiao jiaozhu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造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中国式的，主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佛教文化艺术】 　　佛教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主要用于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随着佛教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向世界各地，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它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印度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美术　　包括佛教绘画、雕刻、塑像等。古印度阿育王时代所立石柱，柱顶有狮子、象、牛、马、宝轮等雕刻，庄严华美。当时还建有许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外绕石栏，镌刻浮雕图案。在巴雅、贝德萨、巴尔胡特、桑奇等地，早期佛教的建筑、雕刻达到很高的水平。犍陀罗佛教艺术汲取古希腊、罗马艺术精华，创造出释迦牟尼的各种形象，颇具特色。埃罗拉阿旃陀石窟的艺术一直脍炙人口，是印度引为骄傲的“艺术之宫”。以上这些佛教艺术，对亚洲各国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佛教艺术，先是仿效印度，后来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初期在丝绸之路上，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受印度佛教美术影响较多，但同一题材，其内容和表现方法已有所不同。梁代张僧繇的佛画，创立了“张家样”；北齐曹仲达的佛画，创立了“曹家样”。曹画的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他所创造的风格，后人谓之“曹衣出水”。到了隋唐时代，佛教美术已经中国化。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画了300多幅佛画，人物奋袂，衣裙飞舞飘动，富有运动感，后人称为“吴带当风”。敦煌莫高窟等唐代壁画，是中国佛教美术的代表。在雕塑方面，北魏至隋唐，创造了规模巨大的石窟，以云冈、龙门的石刻为代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敦煌与麦积山的唐代彩塑，更具中国特色。宋元以后，佛寺盛行泥塑佛像，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藏传佛教美术，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独具风格。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都带有西藏地方特色。青海塔尔寺以各色酥油制作的酥油花，更是一种特殊佛教美术作品。(敦煌壁画)音乐　　有梵呗、佛曲等形式。梵呗亦叫赞呗，是以短偈形式赞颂佛、菩萨之颂歌，起源于古印度。相传三国魏陈思王曹植曾作梵呗六契（章），即后世所传《鱼山梵》。梵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后世形成为朝暮课诵）和道场忏法等，谓之“三启式”。隋唐前流行的梵呗有《如来呗》、《云何呗》等。近世禅林流行的梵呗尚有“四大祝延”、“八大赞”等，但已通称为唱念。佛曲，即将佛经配上乐谱进行讽咏。相传7世纪时，即有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送给中国佛曲10种，并派来乐工32人。至唐代，佛曲已相当普遍。当时每唱佛曲，常配以笙笛。今只用点板，配以铛、铪等敲唱。在敦煌杂曲中还保留有一部分佛曲作品。佛教的古音乐对日本“雅乐”的韵律也有重要影响。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中国式的，主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艺术在造型上看，受到犍陀罗雕塑艺术的影响。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与此犍陀罗的佛塔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对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圆塔（见桑奇大塔）作较大改动，基座层级加多加高，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成为高耸入云的佛塔。扩展资料:佛像艺术的发展：公元二至三世纪之间，新疆拜城修建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境内第一座石窟寺。从这个时候起，佛像开始逐渐在佛教的伽蓝中普遍地供奉起来。并由大月氏经过疏勒、高昌、于阗、龟兹等地逐渐地传到河西四郡（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和中国内地。当时，佛的形象系雅利安人的特征：高鼻、细眼、薄唇。这种俨然是洋人的容貌特征，同古代新疆土著居民典型的蒙古利亚脸型显然是不同的，这说明了我国的佛教是个外来的宗教。当佛教东进阳关以后，逐渐地被汉族地区的文化所融合。随着佛教逐渐中国化，佛的面庞也逐渐汉族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渐低了下来，耳轮越来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汉族人心目中的福相而出现在善男信女们的面前。这种转变过程在敦煌，云冈和龙门三个石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北周时期（公元五五七-五八九年）所绘的《佛传图》，是以《修行本起经》为主而画成的。这幅长达二十五米的连环画，内容包括从摩耶夫人夜梦菩萨乘白象在音乐声中自天而降，因此“受孕”起，到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舍家苦修止。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幅画上的人物服装打扮都是汉、普风格，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被画成了中国皇帝的模样。他的母亲摩耶夫人穿上了汉、晋时后妃的服装，释迦牟尼回宫时所乘的蛟龙车，就是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中的云车临摹的。这说明，释迦牟尼的像，只是佛教信徒们和民间雕塑家、画家们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像进行描绘和塑造的。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区不同，制作者的需求、素养各异，同样的一尊佛或一尊菩萨，却有许多不同的形象，这就是佛、菩萨有所谓千万化身的来历。在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供奉者和制作匠人把他们的精神寄托，对来生的向往，以及他们认为的神圣形象，都凝聚在佛像上。这在云冈石窟中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在第二十窟中，有一座巨大的坐佛，两眼目光锐利，俯视尘世，嘴角凝结着一丝令人莫测高深的微笑。这座佛像高达十三．四六米，作入定坐式，是国内罕见的大佛。此佛已完全脱去了犍陀罗时期穿的希腊式服装，他褒衣博带，俨然是两汉以后士大夫的礼服。这当然不是因为佛要追求时髦打扮，而是制作人的宗教意识和审美观点在艺术上的反映。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政治上推行汉化政策，在雕刻的佛、菩萨身上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时期制作的佛像，都是短衫长裙，同汉人的服饰一样了。其原因在于，北魏统治者拓跋氏所属的鲜卑族，是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西喇木伦河和洮儿河之间，依附于匈奴。北匈奴向西方迁徙后，鲜卑族占有了匈奴原来的地区，势力才强盛起来。公元三九八年，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次年称帝，即北魏道武皇帝。由于鲜卑族文化落后，人数较少，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并下诏禁止穿胡服说胡语，把鲜卑姓改成汉姓。北魏孝文帝的这些汉化措施，从这一时代塑造的佛菩萨身上所穿的短衫长裙服装上也得到了反映。为了利用佛教来保知北魏这块庄严国土的国运长久，北魏的许多代皇帝都全力弘兴佛教，广造寺塔，赐予僧侣以各种特权。北魏的国运并没有因为广造佛像而世代相传下去。公元五五七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接着就被北齐和北周消灭了。到了唐代，洛阳龙门营造佛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便是代表作。佛像高达一七．一四米，头高四米，耳长一．九米。头部圆满而秀丽，既有男性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这已不像普渡众生的佛教偶像，而是大唐帝王的化身。武则天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广造寺庙佛像。主持营造工程的和尚以佛像美化武则天。当佛教传到中国汉民族地区后，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也通过佛像制作者的雕塑反映在佛像的容貌和服饰上，因此在汉地的寺庙中出现了众多的丰颊广颐、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福相的佛和菩萨塑像。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犍陀罗艺术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佛像

中国传统雕塑发展的高峰在南北朝。联系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解释如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雕塑文化和中原的雕塑文化发生了大面积的融合。当时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来自西域地区的雕塑文化也进入了中原地区。大量的外来因素促进了中国传统雕塑达到了高峰。南北朝由于佛教流行，雕塑工艺也逐渐兴盛起来，主要表现在碑刻、墓阙、造像等方面。碑刻其实就是碑石或基志馅。著名的有为龙门二十品，所刻书法有各种字体。又泰山石刻刻了全部的《金刚经》，字皆径尺。阙著名的有江苏丹阳齐梁两朝诸帝陵的石兽，南京甘家巷梁安城康萧秀墓前的石兽，南京花林村梁萧景基前的石，其作气象雄伟，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造像指造佛像，有泥製像、铜像、玉石像、石窟刻像等。塑像皆涂以金饰，衣以锦采，极其宏伟。石窟艺术分布的很广，其中最著名的以有云网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主要代表。云网石窟在今山西大同市武州山，是453年（北魏兴安二年）开凿的，至今尚存石窟53座，其中石雕佛像和飞天有51，000多尊，“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其石刻造像气势雄伟、质朴，有写实风格。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城南伊河入口处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是495年（北魏太和十九年）开始开凿的，现存洞窟1352座，造像97，000余導，其中古阴洞和宾阳洞是北的代表作，佛像雕刻刀法圆熟致，表情生动，是雕刻宝库。还有北宣武帝时开凿的位于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南北朝的绘画，大放异彩。齐时赫长于人物写真，著有《古画品录》，提出会画六法：气前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经营位置、仿移幕写，在绘画理论上作出了贡献。梁张僧善画寺壁，梁武帝常命他画壁，所画佛像，胡如生，主要是运用了晕染法，以色彩浓淡表现光线的明暗，使画面有立体感。相传张僧在安乐寺画四龙，其中二龙点晴后即飞去，这就是画龙点晴神话之由来。到南北朝晚期，南方以陈时的顾野王为大画家，他最善画虫草，其画富有诗意，故宣和画谱称其画为无声诗。北方以北齐的曹仲达最著名，他是西城曹国人，最普画佛像，后人把他和唐朝善画佛像的吴道子并称为曹吴二体。南北朝时书法成就也很大。南朝书法家羊欣，是王献之外甥，行书写得很好，当时人说：“买王得羊，不失所望”，是二王书法的优秀继承者。北方世族崔氏①、卢氏族中工书法的人很多，子孙相袭，成为北方书法世家。北魏郑道昭尤善碑刻。他的碑刻笔力之健，可以“犀兕，搏龙蛇”，是“北朝书法家第一”。北朝还流行一种汉晋隶书的变体，方整道劲，气势雄伟，这种字体多用于墓碑，故后人称为“魏碑体”。北朝书法的风格稳练，南朝则风格妍媚，南北统一后，书法在二王的基础上逐渐融合。魏晋以来，战乱频繁，朝廷雅乐散失衰落，胡乐却逐渐兴起。所谓胡乐是指西域乐和孙国乐，它们陆续东来，其影响最大的是龟兹乐。除龟兹乐外，又有西凉乐、高丽乐、疏勒乐、安国乐等，以后各派胡乐相继传入，甚至北朝的太常雅乐也大量参用胡声。胡乐的乐章、乐器、乐舞在民间也很流行。胡乐的东传，促进了我国古典乐舞的变革。汉代流行的角抵戏，到魏晋以后又有新的发展。角抵后行为百戏，包括歌舞、杂技、魔术等项，到北齐时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别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北周灭北齐后，百戏被带入长安。三国时还出现婷戏，如刘备曾令倡家扮演巨僚忿争、斗打的情节，“酒酣乐作”，以供娱乐。北齐出现有故事情节的歌舞，如《兰陵王》歌舞是演兰陵王戴假面作战，指挥击刺之姿。《踏摇娘》表演醉汉殴打妻子，其妻怨苦悲诉的故事。胡乐内传丰富了古代文化艺术。